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通观现实中的政策法律现象，一方面，政策填补着立法空白，另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相辅相成。

法治政府的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执政的原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依宪法和法律实施领导），依法执政乃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因此，建设法治政府的目的是要为国民创建一个美好幸福的社会，这个美好幸福的社会就是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三）通过宪法确立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国家权力关系。（三）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性化制度。当然，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赖于，而且更有赖于法治国家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

当然，相同涵义的法治与不同涵义的国家、政府、社会组合构成相应新的概念后，其中的法治涵义亦不再完全相同，它们各自的重心会有所差别。注释: [1]例如，张文显等学者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认为法治国家包含法治政府：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法治政府是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因为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

法治始终是围绕着行政权力和官僚体制的发展，面临的是一个既依靠又制约官僚集团的两难处境。它连接了作为外在制度的法与内在制度的术，从而将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26] 关于韩非所谓的法，除了上述特征外，我们尤需要注意的一个特点便是法作为规范的排他性。[84]在此基础上，君主之权力与地位得到遵奉和保障，呈现出制度化的倾向，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

详[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46页。就势之产生而言，它是基于君主位置的法理意义而产生的权力，是君主因其制度身份而独享的，在君国维度中，势是单向度的，制度身份赋予君主以势，势能维护君主的权威但却不能因势而产生君主。

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就术的内涵而言，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法术、数术与谋术。所谓位格，它是person，是客观人格，由肉体的人格（personal）来占据。

从主观方面讲，势的运用有赖于君主的有意识而为之。[38] 但需要注意的是，韩非列举的这四个方面本身不是术，而是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之术的四个方面的功效，在执行这四个方面的过程中，要运用术。势固然是针对君主受臣下潜在之威胁而设计运用的方面，可涵括于君臣维度中，事实上也构成了韩非君主理论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术尚需依赖于君主的主观洞察与强力而言，势更具有客观性，且势之运用完全受其客观因素之影响，所受君主之个人素质或能力之制约较少，从而，势与法具有外在性制度的特点，势与术相结合，则可以消弭术因被臣下所操之现实而对君主的威胁。韩非之君主理论乃是消极的君主理论，将位格的君主作为终极目标，赋予其超越性的意义，而对于人格的君主则无所规制。

[81]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明于公私之分，以维护君主权威及权力为要务。[27]从巩固与维护君主权力的角度出发，如何有效地控制臣下是韩非着重予以考虑的问题。

[13] 那么，法之依据何在？在韩非看来，法恰是针对上述因利而产生的纠纷所做出的规范，[14]唯有君主才能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即 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87]韩非之无为，是通过明修法令达到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的境界。

韩非将位格的君主作为终极目标，赋予其超越性的意义，而对于人格的君主则无所规制，在此，笔者并不是去追问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是由此逻辑出发，分析韩非的君主理论因在人格君主与位格君主的维度上无法解决其内在的冲突，最终在全部理论上否定其制度化的一切努力。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35]因其与君主距离最近，虽然身份卑微，但却借君主之势谋取私利，甚至会直接威胁君主本身。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则强与弱奚其择焉？夫不能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那么，君主在法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君主与法是怎样的关系？在韩非看来，君主除了立法者的角色外，还同时担当着另外两个角色。[90]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

自前者而言，只有在作为人格的君主与作为位格的君主达致合一，即君主拥有并行使势的时候，君主才具有充分的权力与权威行使法与术，而法与术的行使反过来又增加了君主的势。[47]即有术者之臣进献法术主张于君主，而对于后者，则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使得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而收敛，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从而安敢以贪渔下，最终达致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48]之效。

[71]把术推向智谋化，使得作为内在制度的术有了具体的依托，将术由道落实为用，可以使君主更好地掌握与运用。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韩非子·八说》 [64]《韩非子·孤愤》。但就势的运用而言，势必须与法相连，而不能单独发生作用。遵行客观规律，守成理，因自然。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

它们共同的隐患都是贵族、精英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而与之相对应，共同的统治基础都是主权者和个体国民。但是，将君主排除在外的法如何确保统一性与公正性的实现呢？这必然指涉到韩非君主理论中一对很重要的概念—公利与私便。

从而，韩非所力图证实的具有制度化优势的君主理论便可能异化为非制度化的形态。春秋战国大争之世，公权衰微，私力争强，各国君主为了国家公义，必须实现政府集权。

即以力行法治，遵法行事以达富国强兵为急务之国方为明主之国，如此，则明主乃施行法治之君主。在文章的开篇笔者已经论述了韩非君主理论的必要性与充分性，但需要明确的是，正是对于君主理论的抽象化，使得韩非将君主的人格特征与制度位格没有做明确的区分，从而韩非在关注确保君主权力统一的应然层面上成功地解决了君权旁落的危机，并以法术势结合的治理模式解决了实然层面上的障碍，而在如何解决君主人格与位格这一维度上却付之阙如，无法展开论述，也就不可能对所以然层面上的君主困境加以论证。

而势的重要性或者说是优越性在于，在既定的条件下，势相较于人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在君民维度中，是以具有公开性与明确性的法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由此，对于君主的限制尤其是对其人格品性上的规制便无从谈起，因为君主本身便是权威的载体，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其他一切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俱由君主所选择和派生，这在逻辑上固化了君主权力的同时，否定了臣民对于人格君主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以汤武革命的方式取得合法性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韩非的君主理论才能臻达制度化。越过众臣的谤誉而自主决定对于臣民的奖惩，并要把握住生杀予夺的权柄。

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罚，人臣擅之，此谓刑劫。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

韩非试图构建非人格的超越性的君主制度，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位格君主的确立需要制度化的法制作为前提，这又必然要求法具有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品性，使其既得以避免在明主面前被随意破坏，又不至于在中主面前被扭曲乃至废弃，进而得以凭藉法之公开性与稳定性确保基于势而进行统治的君主之持续性。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但日本的韩非研究承接中国的乾嘉学术，立足于文本，而现实意义之关照似乎不足。[66]君人南面之术，在于无为，以无为而治政治，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67]其要旨在于君逸臣劳，使群臣无由窥测君主的态度，不敢逾越或怠忽职守，从而唯有凛遵，君主得以威压百僚。